院士眼中的武汉疫情,科研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应该起到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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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院士接受采访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微生物学家赵国屏院士接受《中国科学报》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中国的国家传染病防控体系中,流向病学研究、临床医学研究、基础医学研究并没很好地整合在一起。赵国屏院士的观点受到很多医学领域研究人员的认可,因为目前我国现在的科研单位和医疗单位完全的分开,很多资源并不能共享,科研和医疗分的很清楚,即便是一个单位不同课题组,或者一个医院不同科室之间,也很难做到共享数据,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学人员不能有机地结合,特别是科学研究和传染病防控之间,对于科学研究对疾病预防支撑的认识不足。

疾控中心不能把科研排除在体系之外

赵国屏院士还提出一点,那就是对于流行病的预防不能把其他所有的“研究”都排除在体系之外,对于流行病不应该仅有国家疾控中心一家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其实这也是我国目前科研体系中的弊端,那就是各自体系的利益不愿意分享,各自管理部分各自一亩三分地,其他科研机构很难插足,就拿高校为例,工信部高校的资源和人均科研经费远比教育部高校高很多,随着高校合并大潮,卫生部把所属医学高校统一交给教育部,也造成目前很多医学院校陷入发展困局,特别是一些老牌医学院校,陷入发展经费不足的局面,原本医科大学对附属医院的管理权也被收回,财政划归合并高校统一管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关系变为平级,医学院很难从附属医院获得资源和信息的共享,甚至高校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之间还存在资源的竞争。其中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就是最好的例子!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困局

在经历2000年的合校大潮中,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医学院在合校前的差距十分明显,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是上海医科大学在合校前属于卫生部直属管理,然而合校后则变为教育部统一管理,每年的科研经费由教育部下拨复旦大学然后再进行经费的分配,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属于上海市的地方医学院。在合校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根本不能和上海医科大学相比,然而在合校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作为地方医学院,可以获得上海市大量的科研经费支持,加上合校后的985名校的高起点,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展非常的快。此次武汉疫情的发生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也是陷入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同样的窘境,这两所医学院都保留了原来的医学院名称,同样有骄傲光辉的历史,然而在合校后却陷入发展停滞,以至于同济医学院的海外校友向华中科技大学谏言“万言书”,同济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才恢复原来部分的自主管理权,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之间的资源共享没有合并前单独医科大学资源划拨和分享的那么好,这也是基础科研和临床医学脱钩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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